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殡葬师:生命的摆渡人

殡葬师:生命的摆渡人
      3月末,一群中老年人来到南京市殡仪馆,参观“人生最后一程”。

       礼厅服务员夏开宝远远看着他们。他注意到人群中那些犹豫的脚步。“有些人只是下了车,有些人只在前场看看,极少人走到后场。”30年殡葬工作,夏开宝对他人的举动尤为敏感。

        这是南京市殡仪馆的首个开放日。这天,馆长仇小铭首度“曝光”。此前,他在自家住宅区“潜伏”8年,鲜有邻居、朋友知道其身份。曝光后,他反倒释然,站在17名参观者中间充当“导游”。

        前来参观的市民都是殡仪馆通过电话回访邀请的。“没有人愿意莫名其妙接到殡仪馆的电话。他们都曾经在这里送别过亲人。”人群中年纪最大的七十多岁,小一些的三四十岁。

        “前场”是指从大门到遗体告别厅。它与“后场”之间隔着一条开满天窗的长廊。3月的春光透过天窗,投射在几位逝者身上。白色和黄色的菊花簇拥着一张张安详的脸,在阳光下竟然像是睡着了,让说话的人不由放低了音调。

       “后场”是指遗体冷藏室、化妆间和火化部。大量的玻璃门窗,让每个地方都显得明亮。空旷的格局里,即便是低语也能产生回音。火化炉的金属外壳光可鉴人:人生,在此画上句号。

       化妆间的楼上有两间房,与楼下的亮堂不同,这里白天也拉着窗帘,两张高低床默然置身昏暗之中:这里是殡葬师们休息和守夜的地方。

入道

        春天,二十多位殡仪专业的毕业生来到这里。他们都是90后。

        仇小铭脸上流露出谨慎的兴奋。梧桐树掩映下的殡仪馆,阳光蜂蜜般粘稠,照亮了漫天飞舞的梧桐絮,学生的到来为这里平添了一道阳光。

       按照惯例,这些学生将在馆内轮岗,从遗体接运、整容到火化、礼厅服务等各个岗位。通过双向选择,他们将被分配到上述岗位工作。但是,留下来的不会很多,“总有些孩子,因为承受不了面对遗体的心理压力,和来自外界的压力,最终离开。”

       这种忧虑让仇小铭思量再三,最后决定不“曝光”学生。“他们就像这个行业的新生儿,需要小心呵护。”

       殡仪馆难进众所周知,但同时与遗体有直接接触的工种却一直人力不足。“前年在大学招了一批,最后只留下两个。谁都愿意有一份体面的工作,同样的薪酬之下,可做的工作很多。”

       “老江湖”们也不轻松,“隐姓埋名”的社交恐惧是最大的职业障碍。走出殡仪馆大门的职业自卑,和门内神圣的成就感,像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,在生活里各自延伸。

       夏开宝刚从遗体化妆转做礼厅服务。3年后他就退休了。人们都喊他老夏。老夏对自己进殡仪馆的日子记忆犹新,像是个特别的纪念日。

       父亲是墓地管理员,高中毕业后,老夏被内部招工进入殡仪馆。三十多年后,高级化妆师老夏的荣誉证书装了几袋子。


        几十年不苟言笑的职业要求,给了老夏一张凝重的脸。规整的工作服下,仿佛总是在努力挺直腰杆。

       初入行,遗体化妆要“传帮带”。老夏的考验在进馆后第二天突如其来。师傅让他到化妆间拿一块牌子。走进化妆间的刹那,移门“哗”一声关上,锁门声让他幡然醒悟:这是师傅在考验他。

       在尚无冷柜的化妆间里,几十具遗体齐刷刷在地上铺陈开来,像是迎接一场仪式感鲜明的检阅。

       或许是年轻的缘故,恐惧停留片刻就走开了。老夏意识到该做点什么。他知道,师傅在门外的某个角落看着。

拿起扫帚,老夏开始扫地,然后拖地、消毒……有条不紊的半个多小时过去,门打开的刹那,老夏知道他通过了考验。

      这样的考验方法,老夏并没有用到他的学徒身上。他害怕新来的学徒承受不了,“万一有心脏病怎么办?”

      最初都是师傅做,学徒看。几天后,学徒帮着师傅送遗体,“师傅在前面,学徒在后面推一把。从冷柜里把遗体拿出来,帮忙搭个手。”若没有出现呕吐或极度恐惧症状,下一步就开始学着给遗体穿衣,给普通遗体化妆:面部清洗、消毒、涂口红、画眉毛……

       老夏化妆时会与遗体说话。有些膀子是弯的,要把它掰直,老夏会事先打声招呼:“老人家不好意思,你配合一点啊,我慢慢地啊。”

       老夏这样咕噜着,他徒弟在旁边问:“师傅你在讲什么啊?”老夏搪塞:“等会跟你讲。”

        闲时,他才跟徒弟解释:“我刚才给他穿衣服,他的膀子是弯的,后来不是伸直了吗?怎么伸直的呢,就因为我跟他讲话啦。”

       “遗体是活着的,是可以交流的,所以做什么都要注意些。”老夏说,这些都是老师傅传下来的,“你把人家衣服扯烂了,他到阴间会找你缝衣服;你把他膀子弄断了,到时候你也会膀子疼。”虽是迷信,也是对遗体的尊重。

       和老夏相比,80后的周颖(化名)还是个小姑娘,不知不觉已做了9年化妆师。这个职业回馈给她一堆其他女孩无法经历的“第一次”。

         第一次接触遗体。师傅让周颖整理逝者的帽子。这个命令的传达过程对周颖来说无比漫长。“内心挣扎着,犹豫了很久”,耳畔是师傅的催促,周颖咬咬牙伸出手去,手指碰到遗体,“那种冰凉直抵心窝”。

         第一次一个人站在化妆间。面对周围三四十具遗体,“说不怕是假的,两腿直打哆嗦。”师傅站在门口问:“小周啊,害怕吗?”“不怕!”周颖用尽全身力气喊出这两个字,心里却虚虚的,“想抓住什么依靠一下,却发现已经走上了独木桥。”

        第一次在殡仪馆值夜班。和另一个女孩分工,“她负责接冷藏,我负责巡视遗体。”漆黑的夜里,两个女孩聊着尽量欢快的话题,没有睡觉。每隔一小时,周颖都到化妆间巡视遗体,“不敢睡,就怕有诡异的事。”

        第一次做特殊整容。遗体全身被泥头车碾碎。老师傅负责做头脸,下肢由其他师傅带周颖缝合。周颖的任务是复原双腿。“两条红红的、肌肉外露的腿已经面目全非,我戴着医用乳胶手套,硬着头皮将血红色的肌肉一块块塞到皮肤下面,一针针缝起来。”之后两个多月,周颖没吃肉。但有成就感,“他的双腿被我完整了”。

         类似的挑战对于遗体接运工顾敢(化名)来说也不小。2003年刚到遗体接运部,顾敢遇上一个从26楼坠亡的案例。“遗体坠到楼下人家晾衣服的横档上,被拦腰截断。内脏洒落一地,有的掉到一楼院子里。”

        顾敢没有预想过这样的场景。他开车进了小区,人群围观,有公安。停好车,众目睽睽下,顾敢惊呆了。好在师傅解围:“你站在这里,负责拿尸袋、担架,我来弄,你帮我担就行。”

        顾敢不敢表现得太拈轻怕重,他把尸袋的拉链拉开,“抓手抓脚,把遗体的各个部位放进去。”虽然现在想起来无所谓,顾敢当时却真心佩服师傅。

       顾敢从来不呕吐,“最多也就是心里有种麻麻的感觉,南京话叫‘搁琐’。”师傅又总是在危难处关照他。


       有一次,一位老人去世,门一打开,苍蝇蚊子“嗡嗡嗡”飞出来。师傅叮嘱:“你在外面,我来。”师傅一人把遗体装好后才喊,“你进来吧”。

        这样第二次、第三次……之后,学徒慢慢开始单飞。

       出师

       10年后,顾敢成了接运班班长。他要做的,是让他的徒弟不再害怕。“怕也不行啊,非正常死亡遗体,周围那么多人,不可能把遗体往旁边一扔就走,要硬着头皮。就像打仗一样,上了场哪有再逃脱的道理?”

       老夏的恐惧是被好胜心驱散的。在非正常死亡案例中,高空坠落、车祸、溺亡……都要复形。最难的是脑颅复形,每一次都是挑战。“3个师傅,分别带3个学徒,我就会这样想:我师傅带我,我要超过别人,不能让师傅难堪。”

        2001年,与歹徒搏斗的薛爱萍牺牲。老夏为其复形。“脸上全是密密麻麻的刀口,光头部就缝了三千多针。”遗 体整容的缝针和医生缝针不一样。医生为了便于伤口愈合,针脚都比较疏朗;遗体整容要用车针,要求是密。

        除了吃饭、上厕所,老夏从早上8点站到第二天早上。“那不是简单的缝合,因为遗体膨胀,先要脱水。参照近期生前照片,处理缝合的刀疤,为了让人看不出针脚,采用组织皮下缝合。眼皮部分最薄,最难缝合,要用棉签搭上去,盖上去,然后再上油彩。”

       蛋清加凡士林是老夏的独门配方,蛋清可以结成一块膜,提高亮度,再上油彩,“让遗体焕发生气”。

       上世纪90年代的某个夏天,常州一位纪委副书记开车冲下长江。3天后打捞上岸,膨胀的遗体放在码头,水泥地的高温往上蒸发,几小时后送到常州市殡仪馆,遗体高度腐败。

       常州市殡仪馆向南京市殡仪馆求助,只说是“巨人观”(高度腐烂膨胀的遗体)。这一说老夏心里有了准备。

       中午时分,老夏带着徒弟赶到常州,要看遗体,却因膨胀无法从冰柜里拉出来。

        家属的要求是晚上6点守灵,留给老夏的时间只有4个小时。

       常州市殡仪馆告诉老夏:他们已经求助过上海龙华,龙华的答复是面部肤色可以变,但是肿胀很难处理;又找无锡市殡仪馆,也没办法。全国几位遗体整容高手老夏心里都是清楚的。

        老夏就地买材料,研究配方。先防腐,遗体一出冰柜,老夏的两个助手都受不了气味,直往外跑。最后就剩下他一个人继续做。排除胀气,腹腔,胸腔,面部,四肢,脱水……一个半小时后,遗体开始固定下来。

         “遗体固定就像煮鸡蛋一样,生鸡蛋里面是液体状的,剥出来是流质,煮熟之后就是一个固定的鸡蛋,能拿在手心里。”


         上油彩、化妆……结束的时候是傍晚5点多。逝者同事看后被镇住了:“没变嘛,还是他嘛!”听到这话,老夏松了口气。5点半通知家属守灵。

         女化妆师的内心适应要坎坷许多。工作状态的周颖是完全忘我的,“那时候遗体就是睡着了的正常人”,常常一个人在化妆间站上半天,即使里面有七八十具遗体,也无暇顾及。

         但是之后的梦境却常常困扰周颖。特殊整容需要大量思考和精力,要十来个小时才能完成。周颖连续好几天都会梦见遗体,刚开始也很害怕。

        “有时晚上一两点睡觉,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非正常死亡的遗体样子。”那样的惊惧周颖是不轻易对旁人说的。
观生死

        参与了大多数人生命的最后一程,他们终究是死亡的旁观者,从死亡的一角窥探世俗百态。

       顾敢的窘境是,时常遭遇情绪激动的家属。有不足十岁的女孩因病去世,家属要求把小孩几年的衣服鞋子都盖在遗体上火化。

       这对顾敢来说是举手之劳,但是女孩家属却异常感激,双双下跪。顾敢觉得受不起,手足无措。

        十多岁的女孩在医院离世,家人要在孩子身上放现金。顾敢尴尬了:“塞了,是违反规定,逝者身上的所有物品都要登记,现金是不能见的。但是女孩家长情绪悲痛,听不进解释。”

        顾敢坐下来,掏出规定,对方才作罢。“跟化妆组交接,万一少了,是我们拿的还是化妆组拿的,这个说不清。即使让带,到化妆班也会检查,查到是会上交的。”

       接运遗体,与逝者家属有最直接的沟通,顾敢从中看惯了人情冷暖。老人家去世,兄弟因财产不和,最终导致无法把遗体运走;不同信仰的人们有不同的表现,基督教和佛教家庭的葬礼通常安静有序,无信仰的人们更多哭天抢地;穷人穷大方,富人卖排场……“其实这些都是做给生者看的。”

       周颖在阳春三月接了一个白血病女孩。虽已得病多年,离去的时候,女孩的男朋友在第一时间定制了婚纱。

       男孩捧着婚纱,跪下哀求周颖:要把女孩最美的一面展现出来,因为她的葬礼也是她的婚礼。化妆班女化妆师都震动了。

       遗体化妆不同婚纱影楼的新娘化妆,以淡妆为主,以安详为目标。女化妆师们连彩妆的材料都没有,更别说懂得彩妆的技巧。化妆班4名女化妆师连夜从市场上买来彩妆材料,学起了彩妆。

        婚纱上别着“新娘”字样的女孩,被化妆师们推到礼厅,“新郎”迎过来,周颖觉得应该笑一笑,却感觉自己热泪夺眶。按照殡仪馆职业守则,“微笑服务”是被禁止的,取而代之的是“倾情服务”。

       周颖从不给自己化妆,也不给亲友化妆,“有职业阴影啊。”

        她看着刚入行的女孩都是先打点眼影,贴个假睫毛,忽闪忽闪地来上班,渐渐地妆容越来越淡,最后都像她这般大大咧咧了。“因为那个‘化妆’和这个‘化妆’容易‘撞词’,太敏感了。”

        不给自己逝去的亲友化妆,是周颖的另一个原则。“情感上接受不了,下不了手。”

        但是老夏不同,那年一个开出租车的朋友,打电话给他说要带儿子到连云港出长途。说好第二天一早回来,再见到时却生死相隔,父子俩在一场车祸中未能生还。

         “我们从小一起长大,住同一个小区,每天都要碰面,他从不嫌弃我是殡仪馆的。”做了20年化妆师的老夏看到好友遗体嚎啕大哭。做过遗体接运工的老夏甚至失去了把遗体抬上车的力气。

          “到了馆里我给他穿衣整容。感觉真的不一样,我下不去针啊,好像戳在自己身上一样!”

          老夏当然不用看相片,“我觉得像了,肯定是像了。”老夏记忆中,朋友笑起来,前面两颗牙露在外面,其中一颗牙因为抽烟坏了,是假牙。假牙比正常的牙要白一些。

        但是他记忆中的牙齿已经在车祸中丢失。老夏想办法给他做了两颗假牙,做的时候特别注意一颗亮一点,另一颗暗一点,亮的在左边,暗的在右边。

         “我把他恢复成微笑的样子。他笑起来左边有酒窝,右边没有,我把他的酒窝点出来。”老夏一边为他梳理头发,一边埋怨:“谁让你来回都自己开车。儿子年轻,该让儿子开。你就是太惯儿子了!”老夏给他缝针,说:“你当心啊,我给你缝针啊!缝好到下面就好看一点。”

        知冷暖

         周颖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用这个化名的。9年工龄,4岁孩子的母亲,周颖的性格干脆爽直:“不能计较太多,想太多就干不下去了。”

        化名是为了保护儿子。

         周颖的教训来自化妆班同事的经历:她到幼儿园给孩子报名,幼儿园老师让她填写父母工作单位,她提笔就填“南京市殡葬管理处”,老师愣了下,有些尴尬,忙补充说:“只要不是给遗体化妆的。”这位母亲含着泪水不敢抬头和老师说话,匆忙填完报名表,带着孩子离开幼儿园。

          此后,周颖和同事们一样,在填表时工作单位一栏大多不填,或者写“打工”、“个体”。

          4岁的孩子不知道妈妈是做什么的。“在孩子成年之前我是不会告诉她的。”她害怕孩子在同学中一说会受排挤。

一次周颖在单位遇到孩子的幼儿园老师。面对面,老师淡然处之,事后也没在学校跟任何人说起。“我只对孩子说妈妈要加班,要上班,其他多一个字我都不会告诉他的。”

           生下儿子那一年,周颖得了产后抑郁症。此前在“妈妈课”上,周颖对此病症已有所了解,她虽格外在意,还是碰上了。

         “我觉得心烦意乱,觉得生下孩子,不能给孩子很好的生活,很纠结。现在想起来,那时候的想法挺幼稚、挺荒谬的。”

         周颖惟一的诉说对象是丈夫。他的倾听让她感激:“他不会埋怨你天天讲这个,烦死了。我一讲到不好的想法,他就安慰我。”医生跟周颖说,最好不要药物治疗,倾诉是最好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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